他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55)。

通过解释学的运用，语言或文化在意义再生产中形成特殊化，从而排斥系统外的证明而形成自证效果。社会科学是现代西方的发明。

哲学从问题开始，而不是从事实开始。私人体悟如何确认其境界高度是个难题。我想以后者为入口而迂回地理解前者。于是问题是：西方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合作而形成共同问题和共同创作。是否具有中国特点不是重点，问题是能否提供或建立新而普遍有效的研究范式。

如果一种思想始终仅仅是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那么意味着尚未消除异己性，仍然不能化为当地的思想技能。这些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选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理论因地位重要而有着持久的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经典都得到平等重视，其中可见中国偏好。

其主要原因是后进心理：所有西方哲学在中国时间里具有当代性，是因为西方的世界地位暗示了西方思想就像其物质一样先进，因此，任何时段的西方哲学都被认为同样领先于中国，对于中国也就具有同等当代性。思想在于切中要害，学问在于信息量。因此，除非复制他者的整个文化，否则不可能完全如实理解他者。典型例子是笛卡尔和休谟。

(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身份疑案的另一面是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在有的美国书店，与英美哲学风格大异的法国哲学著作都被安置在文学批评或艺术理论的书架上。

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一种建构秩序的能力具有异地有效性或移植有效性，或者说，具有脱语境(de-contextualized)的有效性，那么就是普遍有效的文明，否则是本地有效的文化。思想考古学早就开始了，例如周易、礼记、荀子、霍布斯、福柯、罗尔斯、奥尔森、艾克斯罗德等，在不同路径上设想并分析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最可能或最合理的普遍初始状态。那些构成生活基因的本源问题定义了生活，任何思想都没有能力超越本源的界限，所以说，除非发生物种革命，否则思想不可能超越本源问题。哲学是理论还是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里，传统先于未来，但在问题在场的时间顺序里，未来先于传统。①但合法性的提问本身就非常可疑，容易把学术引向学术政治而陷于谁的合法性的莫须有申辩而自取其辱。历史考古学寻找古老事实，抵达事实是历史考古学问题的终结。前者已经发生，后者尚未开始。

因此哲学之城也是未来之城。可以说，先秦大部分思想都属于围棋隐喻范围内符合普遍理性的思想，因此是哲学。

一个可持续的哲学之城以未来问题为对象，也总以未来问题来重新解释传统，而这是传统存活的唯一方式。宋明理学反对汉儒的自闭性经学传统，却另外发展了以心得为准的主观解释学或主观经学，虽有新解，却无能力超越经典的界限，也未超越解释学的思维方式。

罗蒂早就认为，真理的概念误导了哲学，其实哲学无望成为反映真理的镜子，只是各自有效的文本或叙事。城市不怕矛盾，只怕缺乏可能性和活力。这是个喜忧参半的前景。情本体在学界有争论，但李泽厚确实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中国思想并非没有理论性，只是被文人学问所轻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方式、行为所建构的一切结构以及行为所依据的主观世界(心理、欲望、信念和文化)。

法国和德国书店更接近图书馆，无论何种风格的欧洲英美哲学著作都在哲学书架上。当然，中国会按照西方时间表对西方哲学进行排序，但在中国时间表里，从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或后现代乃至当代的西方哲学，全都具有中国当地时间的当代性。

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以人生论为中国哲学之根本和强项，而且以人生论去包含伦理学。笛卡尔怀疑创造了我思进而创造了主体性。

胡适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耿云志、王法周，第3页)。以知识生产而论，六艺为基本模型，后转化为五经，又有经史子集之分，如此等等。

今天世界的主要建构，从物质到制度，从技术到艺术，都来自西方，就是说，世界是一个西化的事实，西方造成的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共同问题，所以无法回避或拒绝西方哲学，在当代条件下，回避西方哲学等于回避现实。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最终是否能够为中国共享并化为自身的思想，这是个问题。批量涌入意味着西方长时间积累的思想同时到达中国，于是具有同时到港的当代性，对于中国都同样具有取经价值。当然不排除有的中国学者只用西方语言，不用中文。

西方哲学的每次突破都始于怀疑论开出的新问题，怀疑论实为哲学的问题爆发点。宽容之后才有内化，即化为己有。

这是我见过的最佳译法。对可能性的拓荒使本源具有当代性，因此，所有本源问题都指向作而现身于生活的所有创作之中。

中国哲学因其命名而成疑问。决定中国文明生死存亡的精神广泛存在于建立时空秩序的思想和实践里，包括制度、农业、史学、历法、兵法、诗词、书画、中医、营造等，正是这些实践智慧创造了中国的文明、社会和历史并且维持着中国文明的存在，而人生论没有能力创造任何实在。

一个例子是，道的概念有着深度哲学性，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一体动态，开拓了以状态去理解事物的维度，可是道的概念尚未从文学转化为普遍理性上可确认的原则。试图绕过理性和逻辑的思想很难成为理论，深刻的经验可以促成伟大的文学，但不是哲学。更令人疑惑的是，改写也同样能够生产有价值的意义，于是改写成为一种诱惑。人生论对生活没有规范性的(normative)公共建构，终究只是私人境界。

甚至在儒家内部，包括荀子这样的重要资源也被边缘化，儒家进一步收缩为经学、理学和心学。但因其路径不同，每种语言的文学方式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因其特殊性而形成排他性。

哲学的自由本性决定了思想会不断产生意义变异，类似于基因变异，那么，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意义变异对思想空间具有建构性或有所增益。有些被追认为与思想史相类的作品，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司马谈之《论六家》、班固之《艺文志》、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未见思想的历史性脉络，实为学术阶段性综述。

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哲学如何实现有效的语言转换。技术水平只表达了效率，在此还需要考虑精神建构能力的普遍性。